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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张决定3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命运的“船票”(组图) [打印本页]

作者: bedia122 时间: 2017-6-15 02:19
标题: 一张决定3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命运的“船票”(组图)

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的张宜凌进入了旧金山一家公司做精算师，她从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6 年，并且希望能长久居住下去。

但这事眼看就要黄了。

而比她迟了 6 年到美国的肖航，去年已经在旧金山买下了人生第一幢房子。

张宜凌和肖航是大连同一所中学 2009 年毕业的同班同学，而让他们境地落得不同的唯一差异是 H-1B 签证。

H-1B 是一种针对拥有大学学位及专业技能的外国专业人员的签证。这一签证对全世界开放，但通常被认为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留在美国的必经之路。

据估计，如今美国大约有 65-90 万人都是通过 H-1B 签证的方式留在美国工作。拿到这一签证后，3-4 年内就能拿到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

H-1B 也因此被看做是实现美国梦的一张船票。

每年美国政府向外国人发放共 8.5 万个 H-1B 工作签证，其中 2 万个面向拥有美国大学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外国人。大学、医院和其他非盈利机构还可以申请额外签证。

但最近几年，这张船票一票难求。由于签证需求量猛增，从 2013 年起，H-1B 每年都通过抽签方式抽选。包括今年在内，美国政府已经连续五年在五天内收到了超过配额的 8.5 万份申请。

2014 年因为配额已满而遭拒的申请达到将近一半；2015 年，政府在 7 天内收到了 23.3 万份申请，其中三分之二因为配额已满被拒绝；2016 年政府收到的签证申请数量几乎是发放签证数量的三倍。

到了今年，政府在前 5 天就收到了 19.9 万份申请，之后就停止接收任何申请。

H-1B 签证发放国家分布（左）签证发放公司分布（右）（图/NTY)

最近的数据显示，8.5 万个签证里，69% 发放给了印度人，12% 给了中国人（约 19963 人），剩下的分发给了德国、日本、西班牙、菲律宾等国家的公民。

凑巧的是，张宜凌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那年，正好赶上了 H-1B 实行抽签。她分别在 2013、2014 和 2015 年抽了三次，但都没能成为那 12% 的中国人。

张宜凌是高中班上为数不多本科就到美国读书的人，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和肖航一样留在国内念本科。肖航于同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他和女朋友同时拿到了 Google 美国的录取信。

2014 年他们和张宜凌“狭路相逢”，一起进入了 H-1B 抽签环节。结果他们两人都中签了，张宜凌再次失利。

加州伯克利大学（图/ago)

张宜凌习惯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早在高二她就开始准备美国大学的各项考试和申请信，大学期间为了给自己多争取一次抽签机会，她甚至早早完成了课业，2012 年秋季提前毕业，这样她就能赶上 2013 年 4 月的抽签。（通常学生 6 月毕业，会错过当年 4 月的抽签机会）。

但这些细致的规划和筹备在 H-1B 抽签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她和肖航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运气”。

四月中旬，公司的气氛显得很凝重，每过一天，张宜凌的希望就减少一点。这是她最后一次的抽签机会，她的经理坐不住了，她被叫到办公室，两人一起在电话上和移民律师通话，这位经理问律师：“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她留下来？不管是绿卡还是什么？”

当律师得知张宜凌是中国人后，律师表示无能为力。办绿卡的中国人太多，在等绿卡的过程中张宜凌并没有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当张宜凌将收到的正式拒信告诉这位白人经理后，“她把门关上，直接哭了，她不能理解这件事，她不是美国移民，”张宜凌说。

从 4 月 1 号提交申请开始，何去何从的问题就一直在张宜凌脑海里打转。她的情绪从最初的平静等待，到失望，到最终变得愤怒——“为什么是我？”

她对抽签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第一次没抽到时，她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她甚至觉得就算回国也不差。到第二年抽签失利时，她开始有些紧张。到了第三次，从提交申请开始她就没有睡过一场好觉。

三次抽签所跨越的两年多时间改变了许多。这段时间张宜凌拥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成为一家精算公司的咨询师；顺利考取了精算师证；在较快时间内获得晋升；在同一届进入的精算师里，她的工作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 H-1B，这些都是好消息，但现在这些经历反倒成了她做决定的“绊脚石”——“越是被肯定越舍不得走，如果我干得不顺心，走就走了。”

2015 年，她的 OPT（学生签证毕业后的实习期）有效期即将过期，她没有下一次抽签机会了。

绿卡（图/migrationpolicy)

但未中签并不意味着就得立马离开，想要留在美国工作仍然有其他曲线救国的办法。

很多人会选择读一所不知名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借用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课程实习训练）的名头继续为当前的公司工作，照常拿薪水。

这类大学似乎专为留学生服务，他们提供全职 CPT，“学生”一周可以工作 40 个小时，集中在周末上课。很多人就通过这种方法在攻读“野鸡”硕士学位期间，再为自己争取一到两次抽签机会。

张宜凌甚至都打听好了湾区一所学校，但当一个朋友问她：“如果再挂 2 年 CPT，还是没抽到，你能承受这个打击吗？”

她愣住了。

那些为跨国公司工作的留学生还有第二条路，公司可以把他们派到加拿大或者中国分部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帮他们抽一次签。这也是张宜凌的公司提供给她的选择。

但她拒绝了。她的答复是：“所有的选择都让我再等一年，但我还是不确定明年的结果，还要再抽，我不接受了。”

等待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有时候生活中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决定，例如演唱会的门票到底要不要买，毕竟半年后她可能已经不在美国了。

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打击远不止如此。工作上，张宜凌面对一些长期项目时，她发现自己无法像过去一样专注，她变得漠然置之。“如果我做了这项计划，但我看不到它的实施，我没有什么动力”。

同样困扰她的是感情，和对待工作一样，她很难倾力付出。特别是当遇到非留学生的美国人时，“我让不让对方知道（H-1B)？我可以选择不说，但我们认知上不同。如果对方知道，他还能不能认真？如果他知道，但他不提供其他办法，那么还要继续下去吗？”

尽管身边的人都认为 3 年没抽到的概率很小，但在张宜凌看来每年都是独立事件，“ 每年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很无力。”

每年她都得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去加拿大我怎么交朋友？过一年就走？要是过一年我走不了呢？我到底给自己多长时间？这个点在哪里？我什么时候能回美国？”

在面对自己不安感的同时，每一年她也会送走身边的朋友，“经历这些之后，我看不到什么时候能结束。 ”

第三次抽签时，她快满 25 岁了，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似乎受够了这种等待，“所有的不确定我尝试了 3 次，就这样吧，是时候结束了。”

她最终选择了回国，“回国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做完决定的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接下来我的生活可以继续了。”

在张宜凌做着艰难决定的同时，有 40 个和肖航一样的应届毕业生正兴奋收拾着行李，准备踏上美国领土。他们基本都来自交大、北大和清华，都通过 H-1B 签证从中国到美国 Google 总部工作。

Google 办公室（图/wpengine)

他们一毕业就能拿到连美国人都羡慕的薪水，肖航和女朋友两人在谷歌的年收入加起来超过 20 万美元，去年他们在离 Google 总部不远的地方买下了首付 40 万美元、总价 130 万美元的新房，“双码农很容易买房”，25 岁的肖航说。

尽管比张宜凌晚到美国 6 年，他们马上就能拿到绿卡了。

在肖航看来， “美国梦就是有房有车，我们也都有了。”

李暄也是这类后来居上的人之一，他在清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在中国微软工作了 2 年，2011 年通过内部调动加入了微软西雅图总部。

据李暄估计，每年和他一样从中国微软调到西雅图的大约有 200 人。这种调动很常见，光是李暄那一小组的 10 几个同事，现在 80% 都在美国。2011 年前后，对于工程师来说，美国仍被看做是更好的选择。

“美国梦” （图/npr）

像李暄一样，从国内分公司调到美国总部的外国人通常以一种被称为 L-1 签证的身份来到美国，借助 L-1，正式受雇于一家公司的海外工人可以在美国工作。其中，L-1A 签证发放给管理层级别的外国员工，而 L-1B 发放给如李暄一样的技术性员工。

这类签证虽说没有申请数量限制，但由于是内部调动，使用 L-1 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期间不能换工作。在移民律师邱惠月看来，“L-1B 就像是现代奴隶一样，”他说， “L-1B 的技术人员没有绿卡的快车道，比 H-1B 更悲催。H-1B 有最低工资限制，能跳槽，但 L-1B 没有工资限制，也不允许跳槽。”

因此很多拿 L-1 身份的外国人会同时申请 H-1B，为自己做两手准备。而且，在 2012 年前，H-1B 签证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抽签。那时候，美国还未从金融危机中复原，经济萧条，公司招人的需求极少，因此找到工作的外国人远比政府规定的 8.5 万个名额少。

2011 年李暄就利用这一“空档”办了 H-1B 签证。一拿到 H-1B，他就离开了微软，加入了图片分享社区 Pinterest。换工作并不影响他的绿卡排期，去年他已经顺利拿到了绿卡。

和张宜凌比起来，肖航和李暄似乎太过顺利了，毫不费力地就拿到了 H-1B，这让她有些不甘心。“他们长期就没想留下来，就想要一个体验。就跟我们当初留学一样，去看看美国什么样的，过两年再回来，”她说。

肖航在 Google 工作了 1 年半后，放弃了绿卡，决定回国创业做 VR 软件。对于他来说 Google 的光环已经有了，“待 1 年和待 2、3 年光环一样大。”

肖航为创业前后筹备了 3 个多月，在拿到 130 万美元投资的第二天他就辞职了。期间，他犹豫的只是 VR 软件该如何做，而对于辞职可能意味着离开美国这事，他毫不在乎。

实际上，他对 Google 或是美国都没什么留恋。这两年 Google 为了缩减经费，食物质量越来越差。美国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冲击，在 Mountain View (Google 总部所在地）的生活他大多跟华人在一起，毕竟光是 Google 的交大校友就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校友团，“交大的真的是不计其数，学长学姐一大堆，”肖航说。

因此当听到张宜凌三次没抽到 H-1B，被迫离开美国的复杂心情时，他虽然觉得可惜，但“不能完全理解，说实话，我本身不是很在意。”

Google 总部（图/Google Career)

如果真要为张宜凌的“为什么是我？”找一个答案，很多人都会把矛头指向印度人。

根据联邦记录，2014 年 20 个获得最多 H-1B 签证的公司中，13 个都是全球外包公司，排名靠前的是印度的外包巨头例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简称 TCS）、瑟斯(Infosys) 以及维布络 (Wipro) 等。

前 20 个公司获得了 3.2 万个签证，占了总数的 40%，而剩下一万多个雇主每人能分到的签证数微乎其微。

光是 TCS 一家公司就提交了 1.4 万份申请，其中 5650 人拿到了 H-1B 签证，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拿到签证数量的一半。

这些年，印度公司还掌握了在灰色地带操纵 H-1B 的方法。美国政府规定每名外国工作人员只能提交一份申请，但一家公司可申请的签证数没有限制。于是印度公司以低价拿到美国公司的合同后，会让几个公司同时申请一个职位，总有一个会中签。

每年 4 月 1 号申请开放后，这些印度公司会提交数万份申请。申请遵循先到先受理的原则，一周后开始申请的小雇主等于直接被淘汰。

最近几年，政府在五天内收到的申请数超额后，便停止受理任何申请。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以及上台后，多次提及 H-1B 签证制度中存在的欺诈和滥用行为。今年 4 月，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相关机构对 H-1B 签证政策提出变更建议。在美国公司应该首先雇佣美国人的前提下，确保这类签证发放给了技术最熟练、薪酬最丰厚的移民员工。

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这项命令针对的人群，但很多印度公司心虚了。“今年印度公司暂时收手了，很多印度公司准备好的申请都没有递交上去，害怕中签率太高会成出头鸟，”纽约的移民律师邱慧月说。

特朗普决定收紧 H-1B 和 L-1 签证 (图/wionews)

对中国学生来说，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申请数量减少了，坏消息是部分美国中小型公司拒绝招聘需要 H-1B 签证的国际学生。“他们被特朗普的姿态吓到了，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措施制衡请了外国人的美国公司” ，邱慧月律师说，“今年中国学生在找工作时吃了很多闭门羹。很多中小型公司表示你必须有绿卡，或者你以前就有 H-1B，没有的话就不谈。”

这会直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求职选择。但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H-1B 的存在本身就已经为中国留学生划清了职业选择范围。

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的招聘会上，总会出现相似情景——某些摊位被国际学生围的水泄不通，他们通常是如亚马逊、Google 一样的科技公司，以及大型银行或者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类的财务公司。

这些大型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量极大，并且都提供 H-1B 签证。他们愿意也有实力为每位申请者支付 2460 美元的签证申请费，以及 2000 多美元的律师费。

拿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举例，2015 年安永在全美一共提交了 850 份 H-1B 申请，今年提交的数量翻了一倍到 1500 份，抽到的人数为 500 人。

尽管中签率不高，但数量不可小觑，因此这类公司通常是中国留学生求职时的热门选择。

而一些中小型公司，招聘需求少，且不一定提供 H-1B 签证。关键在于，由于局限在校内，很多留学生求职时很难判定不同公司是否提供 H-1B 签证。因此，与其广撒网，他们大多都选择将目标锁定在校园招聘上那些最保险，也是成功率最高的大型科技和金融公司。

校园招聘（图/cornell）

尽管在求职时选择了最保险的渠道，这些留学生在进入公司后仍然无法躲过“运气”的捉弄。包括张宜凌在内的 5 个关系最要好的女生毕业后都留在了旧金山工作，她们半开玩笑的想和美国政府玩玩这个概率游戏。

政府公布的中签率是三分之一，她们想拿自己做样本，看看“我们 5 个留在美国的概率有多大？”

结果是，到今年为止，每一年都只有 1 个女生抽中，“我们想 beat the odds（侥幸获胜），但是真的没办法，真的就一样，” 张宜凌说。

作为经验丰富的注册精算师，张宜凌每天的工作是用数字计算不确定的未知事件，评估风险。

她估算的概率通常很准确，但这一次，她失利了。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新者的灯塔正是因为其包容吸收了全世界的移民，移民创造的公司为美国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和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而 H-1B 是移民得以在美国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一环。

来自巴西的 Instagram 联合创始人 Mike Krieger 通过 H-1B 留在了美国工作，2012 年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购时的价格是 10 亿美元，他曾说：“拿到签证比创建 Instagram 的时间还要长。”

第一夫人 Melania Trump 出生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她在纽约当模特时曾使用 H-1B 签证，2006 年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Instagram 创始人 Mike Krieger 和 CEO Kevin Systrom（图/seattletimes)

很多硅谷的科技公司严重依赖 H-1B 签证， Facebook 和 Qualcomm 两家公司在美国的员工中至少有 15% 都持有该签证。

很多初创公司也通过 H-1B 吸引全世界的移民者。智库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研究了 87 个美国初创公司，发现一半以上的公司都由美国以外的人创立，其中 71% 的公司的管理岗位上都是移民，例如 Uber、特斯拉等。

但未来，美国的移民并不会这么幸运了。

在特朗普政策下，很多国会议员提出应该把 H-1B 发放给更高薪水的移民员工，从而避免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也许对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有利，但对创业公司来说却是噩耗。他们通常发放较低的工资给新员工，但以股权作为奖励。

如果这一计划实施，中国留学生毕业后进入初创公司的几率就更小了，只能被拴在传统的大型公司身上。

2015 年，奥巴马曾允许 H-1B 签证者的配偶在美国工作，但最近特朗普政府称正在检讨该政策。

不管从哪一维度上看，H-1B 签证政策都在不断缩紧。这个被称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正向移民者关上大门，而这也意味着，美国就快要丢掉作为世界创新者灯塔的名号了。

此时，张宜凌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尽管在国内的薪水比以前少了一半，但这一年里，她交了男朋友，办好了上海户口。她有了长期计划。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肖航、张宜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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